杨雄胜：鸿儒硕学 万壑松风｜深切怀念杨纪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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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琬新会计微信公众号
2017年11月10日，中国现代会计事业奠基人杨纪琬教授诞辰100周年。此时此刻，中国近2000万会计人员正分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带来的无尚职业尊严，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而成为最令人羡慕的行业，中国整个会计行业因会计制度建设国际化而呈现空前繁荣。这一幕幕场景变成现实，并不具有必然性，新中国会计事业奠基者们为此作出了艰辛卓绝的努力，他们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百折不挠，才赢得了中国会计今天这块新天地。
杨纪琬教授，无疑是这群奠基者中的翘楚。毫不夸张，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会计界，能横跨“政府、实务、学术”三界的会计大家，唯杨纪琬先生一人而已。
今年，中国会计界以杨纪琬百年诞辰为契机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不仅仅为了表达对杨纪琬教授个人的一种缅怀，更重要的是发出了对现在严重缺乏杨纪琬教授那样的会计大家的高度担忧以及社会需要的强烈呼唤！
有人曾悲叹“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种失落感和缺失感，我们在纪念杨纪琬教授百年诞辰时尤为强烈。正是这种纠结以及对会计大师的憧憬和期盼，使我怀着崇敬而格外沉重的心情，从与杨纪琬教授生前交往中截取点滴，希望会计大师精神在今天会计界能发扬光大。
杨纪琬先生（以下简称先生）的名字，我学会计的第一天就知道了。我们学的《会计原理》教材就是先生主编的。学生年代，对我等而言，先生只能仰望而已！
真不敢相信，我25岁那年，作为连云港财经学校的一名年轻教师，竟得到了先生特别关怀，点名被邀列席1985年中国会计学会年会。而获此殊荣的原因，仅由于我一再投稿《会计研究》，对先生等提出的“会计管理论”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释，这样年少轻狂竟能得到先生的包容和欣赏。
当时他出于对培养扶持年轻一代会计学人的格外用心，专门嘱咐《会计研究》编辑部，从经常给刊物投稿的作者中选取几个年轻人参加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与我一起受邀参会的年轻人，有湖南财经学院李皎予、上海社科院黄辛漪、西藏大学朱鸣皋。正是这次参会，让我直接交往了多位会计大家：北京大学闵庆全、厦门大学葛家澍、中国人民大学阎达五、天津财经学院李宝震、管锦康、上海会计学会夏高波，同时直接拜见了多年通过信件给予我很多专业指导的中国人民大学王庆成教授。
更令我感动的是，先生在我报到后，就安排在丁平准老师直接领导下，协助四川财经学院毛伯林教授编写“会议简报”。我从丁平准、毛伯林两位老师提炼学术讨论内容与观点的过程以及成文排印的整整一周中，得到了先生与阎达五教授的直接指导和督促，学到了以前自己怎么也捉摸不出来的学术概括、总结提炼技巧与能力，学习思辩以及研究分析综合能力明显提高。
时至今日，那种宏大争论激烈的研讨场面、各位专家踊跃发言针锋相对观点冲突而面红耳赤但不完全听懂的各种不同口音、休会期间激烈争论双方的其乐融融、费心尽力整理出来的内容遭专家全盘否定、改稿过程中各位长辈的耐心配合、在规定时间必须拿出简报的那种焦虑与压力，以及写出初稿后被毛伯林与丁平准老师密密麻麻的文字润色，和最终阎达五教授严格把关时毫不含糊的表扬与一针见血的批评，…，犹在眼前耳畔。
会议结束，我很想跟先生作个道别，但看到很多大牛教授都在围着先生交谈，我就犹豫不决。先生一眼看到了我，虽未专门过来问候，但还是专门向我挥手致意。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白衬衣蓝领带儒雅的先生：梳理得体的头发、黑边大框眼镜下和蔼可亲的眼神、那充满磁性的话音和利落干脆的肢体语言，尤其是那对我专门挥手致意瞬间的微笑。
那时此景至今仍时时鞭策激励着我好好做人做事做学问。回工作单位后，我的“试论‘会计管理’”一文，刊发于《会计研究》1985年2期。这篇论文改变了先生与阎达五教授以经济活动分成“价值与使用价值”两大基本领域而论证会计是经济活动价值方面管理的分析推论思路，提出只有运用经济活动分成“物质实体流与信息流”这两大基本领域的“新三论”思路，会计管理的概念才能成立，其独立的管理对象是客观存在着反映物质实体各要素作用过程和结果的各种信息。
显然，我的观点与先生观点有着实质性分歧，在学术上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根本不具备与先生观点对话的资格。但作为主编的先生，不仅没有因为我对他们观点与分析思路的曲解而打压我的论文，反而予以公开发表。这种胸怀与肚量，一直影响着我对现在年轻一代新观点与新思路尤其是直接质疑我本人论文的文章，抱以积极扶持、支持和充分鼓励的态度并尽可能为其创造发表的各种可能机会。
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表达，1985年面见先生和参加中国会计学会年会受到的学术熏陶，强烈地激发了个人本来处于朦朦胧胧状态的会计科研激情。之后，我工作单位与工作几经变动，会计学术一度被周围尤其是领导视作为不务正业，但即使如此，对会计研究的热爱和追求我初心未改！遥想1985年左右，中国会计界有限公认科研成果的几位青年，至今都先后兴趣转移，淡出会计学界了。唯独我至今还游弋在会计学术圈，这种坚守与坚持，与先生1985年的那场年会现场激励是分不开的。
自1985年面见先生后，与先生的通信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忐忑不定，从而得到先生点化的机会变多了。我投给《会计研究》的文章，首先得到丁平准与楼申光老师的审改指点，在发表环节，先生的最终审阅把关往往使我论文在正式发表前得到实质性修改完善，从而对我个人会计科研和善于思考能力的提高，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由于个人投给《会计研究》的文章大都属于基本理论探讨，往往是争论很大而又难以取得实质性学术进展的议题，一些文章难免有偏颇和明显的瑕疵，不发表的可能性就大。但先生对我投寄的论文大都还是肯定为主，即使不发表，也会要求编辑部告知我具体原因，并鼓励我继续深入研究。
而当时的我，年少气盛，有时会因为个人文章不被录用而对《会计研究》产生怨气。1992年，由于我多篇理论探讨的论文被拒发表，个人对《会计研究》产生了抵触情绪，以至于近一年时间不向《会计研究》投任何稿子。令我不曾想到的是，这点小情绪，居然让先生觉察到了。在1993年北京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年会上，先生作为顾问莅临现场作了学术报告，报告之后，专门让他的博士生谢志华教授找我去见他，当着多位同仁的面，很关心也很有诚意地问我：是不是对《会计研究》有意见？我毫无思想准备，压根儿没有想到先生会对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年轻这么重视和关心，当时真的无地自容，只能很不自在地回答：没有！又不无情绪地说：怎么敢呢！先生很严肃地问：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向《会计研究》投稿了？我说：因自己觉得写出来的东西离杂志发表要求差得太远，就不丢人显眼了。先生看出了我的情绪，结果拿出了杀手锏。当着众人的面，明确向我提出要求：你回去好好给我写个信，把你对会计研究的所有想法全都写出来，不隐瞒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先生的要求是那样的决绝，以至于我除了答应别我选择。我想，给先生不写信是不行了。但写些不痛不痒的空话，不如不写。要写，就把个人对会计研究的所虑所思所想全写出来，宁愿说错全说出来，而不能害怕说错而说一半留一半。
于是，我把个人对会计研究一些主要问题的看法，形成了一封长信寄给了先生本人。当时只是信，没有标题，从“关于会计研究现状的评价”、“关于会计研究的起点”、“关于会计的国际化”、“关于会计有无阶级性问题”四个方面，比较直白地阐明了个人对一些会计学术研究与中因会计实务发展问题的担优。
先生8月提出了要我写信的要求，我在9月4日完成并寄出了信。结果更是令我意外！先生收到我信后，高度重视我的看法并充分肯定了我讲真话的勇气，并冠以“会计理论研究问题的讨论”题目，将我写给他的信，几乎一字未改发表于《会计研究》1993年5期首篇。先生亲自为发表我的信加了编者按。
按语写道：“信的内容涉及到当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信中难免有偏激之词，立意也未必完全确当，但除对信的开头部分略作删减外，其余全文照录，编者不加改削修饰，以存其真，意图引起大家的关心和争论，并借以稍稍破除近期来会计学界较为沉寂的气氛。”
信件发表后，在当时中国会计学界确实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学校还因我个人观点过于鲜明而针锋相对开了讨论会，从而激活了会计学术气氛，也深化了大家对会计理论研究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其实，对于我来说，这封信的公开发表，由于观点极其明朗而等于把自己推上了一些同行甚至权威观点的对立面。
另一方面，先生在1993年全文公开我写给他的那封信，对我这个当时无足轻重的年轻人而言只是发表一篇文章而已，但对作为《会计研究》主编在国内外会计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先生而言，确实冒着很大的学术风险，这充分体现了作为老一辈会计学家的杰出代表，因强烈责任心使命感而具有的学术担当。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现在看来，1993年给先生信的公开发表，正是我至今仍对会计学术立足中国实际进行务实性研究的精神支持和自我约束动力，这等于为自己如何做会计研究发表了一个不可违背的自律宣言。之后，我及我所在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会计研究》1997年11期、2004年12期、2008年7期、2009年12期、2012年2期，就中国会计研究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看法，既是对写给先生信件问题的后续进一步思考，更是对自己在给先生信中对中国会计研究所作承诺的忠实履行。
先生虽在1999年远离我们去了天国，但生前对我的这种学术激励一直鞭策着我不敢在会计科研园地有丝毫的懈怠。我的这些论文，也算是对先生曾给我诸多学术期望的一种回报，希望以此告慰并感恩先生。多少年来，当我会计科研面临严峻挑战时：不同学术观点和风格的竞争打压，也有说实话讲真话言语过于尖锐而开罪同行遭受学术误解，更有较为严重的实证范式的排斥性不容，学术创新创造在中国会计界的氛围越来越紧张，做作业式的“西方模型+中国数据+连估带猜的制度背景分析”论文模式已成了时尚和几乎唯一标准。面对明显的以国际化为名而行形式化之实的中国会计学术倾向，先生公开我的那封信，成了我坚持会计研究的科学精神，坚守自己直面中国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的学术风格的一种自信！
尽管这种自信和学术坚守往往伴随着同行的误解，年轻一代的不屑，既得名利者的百般嘲讽，一旦想到对先生与中国会计界的那份承诺，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踏踏实实研究中国会计的勇气和信心倍增。
先生留下的会计精神，穷其一生，集中表现在坚守学术品质和道德，摆脱名利纠缠，充满并倡导家国情怀，立足中国实践并放眼全世界。这份精神财产，是先生对中国会计事业的永久性贡献。
先生的学术观点或许随着时间推移需要更新，但先生这份会计精神造福于整个会计界而具有永恒价值。这份会计精神财产，不仅对我，而且对曾与先生交往的很多人，至今仍有着无可替代的正向激励作用。虽然各人与先生交往的过程与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从先生交往中感受到那种会计大师精神的魅力从而使人感染至深而历久弥新的感觉应该是相同的。
于是我想，杨纪琬，对于当今中国会计界具有什么样的符号意义？先生对中国会计事业的孜孜努力和不朽贡献，演绎了一位当代中国会计大师的精神世界，也使昔日曹孟德“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那种雄心和自信得到耳目一新的解释：先生生前，对中国会计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居功至伟，新中国会计事业奠基人称号当之无愧！先生身后留下大度包容和“会计迷”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为精神遗产，值得中华民族会计后代们珍惜分享，以至于我们在会计学术中每分努力及成果的取得，都应该认真核算一下践行了先生会计大师情怀和精神之几何？
（本文是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杨雄胜教授为纪念杨纪琬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原文载于《会计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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